书讯 | 国家玮《启蒙与自赎——鲁迅<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

国家玮《启蒙与自赎——鲁迅<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

人民出版社，2017年

     述评     

穿越形式与超越虚无

《启蒙与自赎——鲁迅<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是国家玮2017年3月出版的一部鲁迅研究专著。

从《呐喊》问世的时刻起，对鲁迅小说的评论和研究就从未间断，从民国时代的成仿吾、李长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李何林、王瑶，对鲁迅小说的解读从零碎的感悟逐渐走向理性和成熟。1986年，现代文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研究生王富仁先生的博士论文出版，题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这部论著率先冲破了将鲁迅研究纳入政治革命的研究模式，并提出了“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与之同时涌现出了钱理群、汪晖等著名的研究者，奠定了新时期鲁迅研究的基本格局。进入21世纪，鲁迅研究成果不断，但亦趋于饱和，在庞大而深入的前研究面前，再想有所突破无疑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但国家玮知难而进，大胆地提出：“对于我们这代学人来说，鲁迅更可能意味着‘问题’而不是‘方法’。”配合新理论、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国家玮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前研究展开了丰富的对话，最终实现了相当扎实而深入的创新与推进。

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说：“写作在本质上是形式的道德。”国家玮对鲁迅小说的研究正是从形式开始。论著的第一编题为《启蒙的边界：第一人称的叙事功能》，在吴晓东老师《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挖掘，进而发现了小说《祝福》中存在的两个第一人称叙事者——二者的彼此对话与抵牾使知识人引以为豪的“道德与事功”遭到挫败。

“反讽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是吴晓东老师鲁迅研究中的一大发现，国家玮论著中的第三、四、五章，均以“反讽”为理论基底。不同的是，国家玮从理查德·罗蒂的《偶然、反讽与团结》中找到了更为丰富，也更贴近鲁迅的理论资源——“反讽主义者”。在罗蒂看来，“反讽主义者”：“知道任何东西都可以透过再描述而显得是好或是坏，而且他们也不再企图把终极语汇间的选择判准罗列出来。……由于始终都意识到他们的终极语汇以及他们的自我是偶然的、纤弱易逝的，所以他们永远无法把自己看得很认真。”（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这样一种态度，或许较“怀疑主义”更接近鲁迅对自我、对文学、对世界的看法。国家玮从此出发，以引用、批注、列表等形式，对鲁迅小说进行了充分的文本细读，发现了鲁迅小说中的修辞性反讽、情境反讽、性格反讽，并从《阿Q正传》中发现了超越其上的一种“缠杂着凝重的历史/文化思考并以狂欢化的戏剧色调为载体的反讽”。在国家玮看来，最后一种反讽是鲁迅小说反讽的真正风格，它不仅属于“士大夫与新的‘知识阶层’之间形成明显断裂”的新文化运动时代，而且“因为其承载了亚洲历史/文明转型中所有复杂而深刻的命题而足以与世界一流的反讽名作对话。”

与《孤独者》《阿Q正传》中表现出的强悍的反讽相比，第五章转而分析一种“弱化的反讽”，国家玮认为针对知识分子纠缠着欲望、道德的复杂心态，这种“弱化的反讽”反而更具表现力，也更能见出鲁迅“技巧的圆熟”。第六章笔锋再转，回到了《呐喊》与《彷徨》的“前史”——《怀旧》上，同样通过对“嵌套结构”的形式分析，勾勒出鲁迅白话小说创作的“前景”。

可贵的是，国家玮的探索没有止步于形式。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说：“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 “我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后达致某种政治的判断。”相信国家玮与詹明信有着同样的抱负，他的研究试图“更深刻地理解人称/视点何以在现代小说中承载起意识形态的重量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问题或许在于鲁迅及其文学形式从一开始就无法与政治割裂，最终也必然要回归政治。身处20世纪初叶，鲁迅不仅亲眼目睹了儒教传统道德事功的挫败，土俗世界“由知识硬化构筑的仪规”的无法撼动——“被压迫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与压迫者共享价值/道德观，且往往在坚守的程度上明显更为绝对化、放大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启蒙理性自身的矛盾和缺陷也日渐浮现，甚至暴露出了在“强制性”与“终极语汇”等方面与旧道德的共通之处。面对这样的“政治”，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无不染上了悲观甚至虚无的色彩——且不说孔乙己、陈士成这样落魄的传统知识分子，已经觉醒的“狂人”们或者在“病好”之后选择“候补”，或者重新教起了“子曰诗云”，如同穆旦的《裂纹》所说：“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祝福》中那个“明天决计要走”的第一人称叙事者，面对传统秩序的强大惯性只能选择逃离；《伤逝》中的涓生在子君死后陷入无涯的低徊感慨：“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虚空的存在。”在国家玮看来，《伤逝》是“涓生以手记的形式道出了自我存在的虚无状态。”小说中大量出现的“空虚”与“虚空”使我们最终发现第一人称叙事者与隐含作者鲁迅人生经验的同构性，国家玮富有洞察力地指出：“在鲁迅的生命经验中，在空虚中唯一能够把握住存在/实有的方式，恰恰是对空虚的人生经验的确证：一旦他试图以向上超越的方式开始意义的探寻，空虚感就会很快袭来，唯有对空虚经验的不断抚摸才是暂时获得存在意义的有效方法。”在得出鲁迅虚无主义的底色后，很多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比如国家玮认为《阿Q正传》就是“以虚无的形式记录一个虚无的存在，以‘正传’的名义出现的小说文本也就同时成为了不是知性建构的历史而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时间的过客。”

一个对社会、历史、人情、甚至文学形式本身都如此悲观虚无的作家，为什么还在坚持用文学延续着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使命？这说明鲁迅是不能被虚无主义整除的。林毓生就敏锐地发现：“从被鲁迅毫不犹豫地应用于他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敏锐的逻辑观点来看，更令人吃惊的却是他不再进一步得出一个虚无主义的逻辑结论……这是他进行在此时此地探求生活意义的实践的一部分，表现了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林毓生：《关于知识分子鲁迅的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玮发现并肯定了鲁迅的反讽主义态度：“将小说历史地置于变动着的文化场域中，鲁迅借此将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由对启蒙理性的形上思考转换成真正具有现代性的反讽主义维度，为知识分子在启蒙神话沦落后如何重新安排自我与世界的关联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的思想支点。”此时的“反讽”早已远远超越一种修辞，而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一种新的伦理支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著的第七章《反抒情与鲁迅小说的“风格化”》与前六章建立起了充分的关联，并带有了某种总结意味。在本章中，国家玮将《呐喊》《彷徨》中的大部分小说重新做了梳理，最终得出如下结论：“小说（《故乡》）结尾那个关于希望的有名的比喻（‘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就超越了启蒙理性以线性/进步史观对未来的召唤，而成为在深透理解了希望之虚无之后仍要直面现实的绝望之反抗。……以反抒情……召唤出的抒情场景所具有的超越单纯抒情风景的深刻意蕴，救赎了作为知识人的小说第一人称叙事者对启蒙理性的信仰危机，小说的开放性结局朝向的不再是抒情主体经常重复的怀旧主题，而是面对当下在场的坚实的行动欲望。这与同样以晦暗色调营构小说抒情氛围的《孤独者》的结尾‘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的亮色如出一辙。”这样的“亮色”同样体现在《余论》的结尾，在以精练的语言高度概括了鲁迅反讽主义式的多重颠覆后，国家玮指出：“思想、文学、行动（革命）在鲁迅这里具有了互文性，彼此支撑，构筑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崭新形象。”相信这样的鲁迅形象也是今天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共同向往的。

丰富的理论素养和高度的人文关怀，使国家玮的论述语言具备了磅礴的雄辩气势与体贴的悲悯情怀。但美中不足的是，在个别地方理论与文本的结合还显生硬，一部分富有洞察力的观点在与理论进行对话后没有用更加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反而酱在了概念术语的纠缠之中，文字表达也显得有些“欧化”。正如国家玮对成仿吾的批评：“成仿吾的艺术感觉似乎还是相当敏锐的，当他放弃那些套路化的理论批评范式进入鲁迅作品的时候，其艺术感觉往往可以使他得出一些相当有效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国家玮自己的论述也沾染了类似成仿吾的“学院派”特征，相信在未来的写作中作者能够逐步克服这一问题。

（李超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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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国家玮，男，1983年出生，祖籍山东掖县，吉林人。2014年北京大学毕业，文学博士。供职于山东大学文学院。出版专著两部，编选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集多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等发表文章多篇。近期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儒家思想与现代精神关联与差异、鲁迅思想及文学与现代中国的关系、民国时期济南及青岛双城的“文学生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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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引论

第一编  启蒙的边界：第一人称的叙事功能

第一章  碎裂的镜像：“两个”第一人称叙事者如何统一
一、第一人称叙事与“闲文”
二、“启蒙”的挫败
三、“行动”的悲剧

第二章  “空间”的现代性
一、人称的意识形态
二、会馆的隐喻
三、“空间”对“时间”的救赎
四、情绪流带动叙事流的技巧

第三章  作为反讽的“再描述”与第一人称限制叙事
一、小说人物：作者自我之投影还是介入历史的能指
二、俗世传统与启蒙理性：相类的思维图式
三、去寓言化的小说结构与无法逃离的“故乡”
四、绝望、希望与生命实存的在场感
五、减少侮辱别人的机会与此时此地的意义探寻

第二编  强化与弱化：作为历史

第四章  反讽越界的限度：在纯粹记述与文明兴衰涨落节奏之间
一、结构断裂的意味
二、“序”的功能
三、内面自我的取消与阶级性的超越
四、对土俗世界的“隔岸观火”与“端坐苦笑”
五、道德

第五章  弱化的反讽：欲望之海及其道德转义
一、欲望如何发现：浮动的视点
二、作为知识人心理机制的儒教道德之失败

第三编  抒情与反抒情

第六章  从“故事”到“事件”——《怀旧》的嵌套结构

第七章  反抒情与鲁迅小说的“风格化”

余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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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2007年的一个夏天，我在静园五院中文系二楼的会议室第一次听到了钱理群老师的讲座，记取了“沉潜十年”的教诲。十个年头过去了，先生未见老态，刚刚从贵州赶回北京，第二天就赶来中文系参加我的论文答辩并且给予我的研究以莫大的赞许和鼓励。其实，我心里清楚，那是为了让我保持学术研究的锐气。晚来回去的路上，钱老师一再嘱我，治鲁迅研究必以个体生命境界的阔大为依托。我笑说，也许我们这一代学者注定要匠气偏重些，对于这番道理，虽能记取，但尚需时日，恐怕还要再沉潜十年才行。

夜阑人静，想起这几年的论文写作，的确颇有些感喟。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了解到这种以形式分析入手进而深入到思想问题的做法曾经是钱理群与高远东两位老师想做但最终却未做的课题。但就鲁迅小说的形式研究来说，成果早已汗牛充栋，推进一点已属难事，又想在此基础上再做形式与思想之间的沟通，这对学术视野及研究能力的要求已大大超过我的水平，如果做不好，极有可能成为过度阐释的反面教材。凡此种种，使得此书的写作耗费了不少时间和心力。最先的设计，是以“通向心灵与行动的自由——鲁迅与中国思想、文学的现代化”为题，研究是割裂式的。计划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纯粹的思想史研究。解决五个问题：“文化主体性与生命主体性：传统如何转化”、“突围‘知识硬化’：惯性如何终结”、“道德洁癖与启蒙主义：知识人如何‘现代’”、“生命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冲突与和解：行动如何自我确证”、“第二种传统对“立人”理想的瓦解：心灵与行动如何通向真正自由”。下篇则将文学形式问题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课题单独提出来，即“从‘故事’到‘事件’：鲁迅小说的反抒情特征”、“反讽的力道：如何从修辞性反讽中走脱”、“‘死水’与‘微澜’：差异化的生存策略与鲁迅小说叙事的视点与人称”、“遭遇自我与他者：文类选择与创造中的现代性”。显然，这种充满野心的格局在具体写作时便遇到了无法将上下编打通的问题。况且，由于每章设定的论域都过大，全而不精，这些独立成章的论题更像是一本本彼此割裂的小书。结果是这一稿的写作被否定，完成了不少单篇论文，但不成体系。积累了好问题，但缺乏整体性的视野。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重读《鲁迅全集》，遵高远东老师之嘱，尤其注意一字不落地将全集中的注释作为重要参照，逐条阅读、整理、扩充、考辩。我渐渐形成这种借形式研究突围进思想问题的自觉。这样思考的结果，是将第一稿上编中对思想问题的讨论融入到下编的形式分析之中。实话实话，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这种做法的限度所在，也因此，我为自己的研究设定了这样的界限——借重对鲁迅小说文本进行分析的边界在不逾越文本自身所能提供的信息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语境。用高远东老师的话说，我们这代人可以算作是鲁迅研究的第五代学者，我与诸多同道一样，曾经也深埋在前辈学人建构的一个个研究范式之中难以自拔。与其苛求创新，不若在与前辈学者的对话中探索新的学术路径。我在本书中选取的形式研究角度，都是老生常谈。不过借助对文学修辞的讨论，我想探测的却是鲁迅精神世界中关于人生的绝望与希望、文明的顶端与底层、历史的真实与虚无等复杂问题的思考。在世界文学中，很少有像鲁迅这样赋予其短篇小说文类风格在修辞之外以一种关联着民族历史/文明及人类普遍问题的具有厚重感的功能，他的小说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触摸不但没有丝毫损伤艺术质感，相反地却赋予它们获得多重意蕴的可能。从最浅层的故事层面到最深透的灵魂探索层面，鲁迅赋予现代中国短篇小说文类风格以一种最精微同时又最深广的特征。

以上是本书写作过程的简单介绍和结论的简要说明，可直到本书完成为止，不少困惑仍没有解决。我总是说，我们这一代人的鲁迅研究与前辈学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首先把鲁迅看成“问题”而不是“方法”。套用现象学的经典表述，这意味着，回到鲁迅本身。倒过来说，这首先意味着避免个体生命经验过度与鲁迅精神世界融合以及在警惕功能论意义上将鲁迅刻画为“反现代的现代性”的代表等等。鲁迅带给我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或者说，鲁迅思想的限度究竟在哪里？首先是他的时间观。作为基督徒的木山英雄以为“鲁迅不可能成为那种根据自身的知识与经验全面涂抹未来的贤人智者，应与他这种有限的时间意识有关”，“他的思考与想像均以遥想痛苦和怀疑的凝聚终将‘化为尘埃’时为极限的。”这显然不同于进化论视域下“历史中间物”这一概念蕴含的积极价值。自然，标榜“未知生，焉知死”的文化土壤中不会发育出基督教意义上的末世时间观，但鲁迅对死亡的频频凝视与对死后世界的遥想以及背后投射出的时间观的确值得注意。很少有人注意，对《呐喊》到《彷徨》转变过程的描述除应包含“五四”落潮及其对作家心境的影响之外，还应关涉对传统/历史的批判从伦理视角到时间观的转变这一线索。如果说狂人在史书中读出“吃人”二字这一惊心动魄的细节点燃了“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星星之火，那么祥林嫂对死后灵魂有无的追问或是涓生生命中无时无刻不在的“虚空”或“空虚”则在对旧的宗法社会和新的社会道德进行双重批判之外探求存在的意义。涓生离开会馆与子君恋爱，而子君的死亡使他终归回到了会馆。家，只是暂时的住所，象征无根漂泊的“会馆”才是涓生最终的归宿，而这归宿终究是虚无。将这种虚无感放大一些，置身于鲁迅的时代，则是一方面“全盘反传统”继而决绝地对待历史，另一方面则是对未来“黄金世界”的怀疑，似乎对意义的召唤就来自当下。这难免不让人联想到海德格尔对“此在”（Dasein）意义的探索。“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Zu-sein）。如果竟谈得上这种存在者是什么，那么它‘是什么’（essentia）也必须从它怎么去是、从它的存在（existentia）来理解。”如果说Dasein毕竟还只是在用法上偏于中性的话，那么钱理群先生对鲁迅这种执着于当下的时间观则赋予了更为积极的意义。过往是虚妄的，未来亦是虚妄的，只有“此在”才是唯一可把握的，但因为未来的虚妄，人对当下的把握最终将化为虚无，而“过客”却仍然在这绝望境地中前行，哪怕不知道来路，更不知道为何继续前行，最终获得“绝望中的希望”。钱先生的解读由此赋予鲁迅生命观一种古希腊悲剧般的色调，当鲁迅的心灵史与沉浮于20世纪后半段中国历史中那一代人的心灵史化合，“绝望中的希望”就成为苦难人生中最好的座右铭。这当然不错，不过联想到《野草》“题辞”中鲁迅体验“存在”的方式，鲁迅思想中这种“积极”的意义就值得怀疑：“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这里，对己之生存的证明依靠的却是“死亡与腐朽”，证明存在的同时存在恰恰消亡了。就好像涓生只有在对子君的悼亡中似乎才证明了自己曾经恋爱过，但此时爱情已经消失，爱人已经离世，最终只剩下虚无。鲁迅的思维方式：消亡即意味着曾经的存在，死去即意味着曾经的存活，实有借助其变得虚无这一动态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但实有也恰在借助虚无证明自己存在的瞬间化为虚无。上面说过，在匮乏末世意识的文化土壤中，能够在“拼命做”这种生之意识的背面扣问存在的意义已是难得，可若说这种以消亡来证明曾经实有的虚无体验真有什么积极的价值，恐怕也有言过其实之嫌。我在本书写作中多次提及给我巨大影响的理查德·罗蒂，他将人划归为“形而上学家”与“反讽主义者”两种类型。前者是前现代精神遗产的继承者，他们执着探求人类共通的原始语汇（ur-vocabulary），以一整套终极话语把握世界；后者则“由于始终都意识到他们自我描述所使用的词语是可以改变的，也始终意识到他们的终极语汇以及他们的自我是偶然的、纤弱易逝的，所以他们永远无法把自己看得很认真。”对启蒙理性的召唤是鲁迅生活时代知识人对终极话语的普遍追求，鲁迅思想的超前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苦闷则源于他正是那种怀疑终极话语有效性且始终“无法把自己看得很认真”的人。本书第三章征用了罗蒂对反讽主义者思想特质的概括——“再描述”。“善于再描述的反讽主义者，事实上暗示人的自我和世界是一文不值的、落伍过时的，或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们对个人的终极语汇，以及个人用自己的语言来了解自己的能力，构成莫大的威胁。再描述往往带来侮辱。”“娜拉走后怎样”这样的追问正是鲁迅用以对“自由”这个启蒙关键词“再描述”的思想方法。这种彼时超前的思想方法时至今日并不难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找到共鸣——击碎意义就是最大的意义。可对于置身在自己时代的鲁迅来说，体认到击碎意义后的虚无是一回事，坦然接受并从中发现积极的面向则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鲁迅灵魂深处的痛苦正源于其思想摆荡于“形而上学家”与“反讽主义者”两间时产生的矛盾。时时可见鲁迅的这种犹疑，“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一方面要为阿Q作传（书写历史），另一方面却又笃定这传将像阿Q一样如微尘般迸散；一方面要解放自我、追求真正的爱情（涓生从会馆来到胡同），另一方面却又觉得自由与爱情乃是虚无（涓生从胡同回到会馆）；一方面引进化论为支援高喊“救救孩子”，一方面却又放下希望之盾，引裴多菲的诗作——希望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我实在无法说鲁迅冲决了这层层矛盾，时至今日，以反讽主义者姿态击碎意义的做法难道不是时时与社会伦理学意义上对终极话语的要求常常在个人的生命经验中对抗吗？鲁迅精神世界中的苦闷未尝不是身处21世纪今天的我们的苦闷：碎片化的生存状态似乎并没有发育出击碎意义的思想追求，就在本文写作的前两天，2017年10月7日，十位自称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欧洲知识分子联合发表了题为《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的声明。“传统价值观、审美观和道德观的被质疑”被认为是“虚假的欧洲”的典型特征之一。看来，“形而上学家”与“反讽主义者”的论争在今日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而只要这些论争还在，鲁迅精神深处的苦闷就有其价值，只不过，这价值并不在鲁迅解决了什么，而是其矛盾与苦闷作为一种文化“症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

除了时间观，作为鲁研史上最为经典的命题——“立人”——同样需要被重新拷问。无论“立人”这一概念多么接近鲁迅思想的真实，都必须在其是被“建构”的意义上来查考。既然是“被建构”出的概念，就必须回到其生成的历史语境。1981年，王得后先生在《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中对“立人”概念的提炼、1990年林非先生对此一概念的系统阐释再到1997—1998年关于“立人”、“人学”在北京、丹东两地举办的研讨会，不同时代对“立人”的“再描述”必然有其现实关怀。问题的另一面则是，改革开放以降的市场经济实践，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伴随技术飞速进步带来的社会发展与人的整体文明素质的跃升，使自清末开始即成为现代中国最激烈论争话的话题再次浮出：真的是“人立而后凡事举”，还是制度鼎革而后人立？我无意也无力在此细辩，可问题摆在那里：“立人”自然必须，但“人”能否在不变革于其有害的坏制度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立”起？当然，还有更为棘手的问题：谁来立人？立什么样的人？人类在20世纪走过的历程警示我们：建基于技术进步和物质大发展之上的人的精神维度的改变是一种立人的方案；建基于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式立人是另一种方案，后者一旦走向极端，的确可以改造人的精神，但立起的还是否是有批判能力、明辨是非的真的人则是成问题的。我这样说，并非意味着否定鲁迅“立人”精神的重要性，我是从其历史实践的有效性来谈的。所以也必须指出，我对由技术鼎革带来得对人的重新塑造所能达到的效果亦多有怀疑，人可以因此变得更文明，但是否可以由此获得真正的自由，恐怕亦难有定论吧。我也曾一度对“人类由科技主导的新文明和新文化抱有期待”，觉得“那是可能粉碎资本主义和消灭极权体制的人类解放新路。”（高远东语）可有时又觉得，技术进步同时也可能被资本主义和极权体制利用，成为阻碍人类解放新路的利器。总之，如果说“立人”是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知识界对抗市场化洪流带来的价值失范的“方法”，时至今日，至少对于我来说，它乃是重新思考并沟通社会制度与人的精神之间的某种具有“症候”意义的问题。

以上都是困惑我许久却不曾写在这本书中的话。也是对2014年我博士论文答辩会上钱理群先生“你为什么觉得鲁迅对你来说更多时候是问题而非方法”这一追问的回答。

临了，我还要再次感谢我的博士导师孔庆东老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温儒敏老师以及参加我博士论文答辩的钱理群、商金林、高远东、王风、解志熙、刘勇诸位老师，吉林大学王学谦、张福贵老师，山东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所的郑春、张学军、刘方政、叶诚生、丛新强、程鸿彬、史建国等老师，以及太多来不及一一提到名字的前辈学者。我要特别提及邱焕星兄，从相识以来每一次交流都让我对不少搁浅很久的问题有了深入下去讨论的思路，他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极富洞见的观点给予我太多启发。他也是首先注意到这本书并给我提出不少极有分量的意见的学者，他执着不附流俗的学术追求亦让我十分感佩。王家平、刘春勇、孟庆澍、陈洁、迟蕊、杨姿、王贺、李哲、李松睿、李斌、李玮、宋声泉、李浴洋等近年来对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多有帮助，亦要表达诚挚的感谢。

本书要献给我的母亲，姥姥和已在天堂的舅舅。我三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将我养大。少时在东北，寒冬腊月中，每每八九点才从学校赶回，路上寂静，漫天星斗静看人间，此时，每每能在自家结霜的窗子上望见母亲在昏黄的灯影中为我做饭时的剪影，矮矮的身形，这剪影长久地印在我的心间。姥姥作为教师，从小到大我为的一切操心不已，我的每个点滴的进步在她生命中都是大事。在天堂“卧听海涛闲话”的舅舅，也以他东北男人的胸襟让我很早理解了土俗世界中人们许多美好的品质。感谢妻子佳婧一直以来对我的理解和默默地支持，我不会忘记在孤灯下与你一起读《伤逝》的情景。

夜，正长，我想起鲁迅先生在《这也是生活》中说起的那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是的，我承认，在看似技术化或形式化的研究姿态中，我的生命从未拒绝与鲁迅精神的接近。

2014年5月28日于京北西三旗写

2017年10月9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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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国家玮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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